对《丁光训言论》的看法（以巴弗）

90.1对《丁言》的看法（一）

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

主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看到、全国“三自”和全国“基督教协会”（所谓“两会”）的领袖丁光训、于1988年春在全国人大的发言、和同年秋他写给国务院宗教局的一封长信。我把它抄录了附在后面，供你作一个参考；未知你看后如何认为？希望能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和你那边家庭聚会目前遇到的景况。

我初步认为：丁光训向政府是忠诚的。他看到政府对“宗教”方面的做法实在太露骨、前后有矛盾，与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符合，所以很着急；怕政府和“三自”在国内国外的形像都受到损害，因而向政府表忠心，替政府出谋献策。另一方面，之所以使他着争的原因、可能也是他发此言写此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若不约束、不听忠言、一定要这么做下去的话，就将迫信“两会”的领袖们这些角色也要当不下去了，“两会”在信徒群众中的威信和形像也被破坏了，使他们“处在极为困难的地位上”、很难“为政府作辩护了”。因此，他只得比较直率地向政府再次进言。但与此同时，在他比较直率的发言和信件中，却公开暴露出了不少、党和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言和行、即所谓“信仰自由”的实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暴露出来的，主要有下面这些：

1、口头上是“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是“对宗教要加强管理”、“对宗教要加强行政领导”，也即“政府干部要插手宗教本身的事务”。

2、表面上是“宗教信仰自由”。但由于“干部不信宗教、不懂宗教、不理解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所以处理宗教问题时，“往往就带着厌恶宗教、压缩宗教活动、促使宗教灭亡的情绪”。由此也可见，“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个策略、骗局，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宗教组织，操纵宗教活动，促使宗教消灭”。

3、一面“宗教自由”、另一面却对宗教在“加强行政领导”的口号下，党政干部们完全可以“越俎代庖、独断专行”，“任命政府所信而为信教群众所不齿的人”当信徒的头头，甚至政府可以“选中在信徒中声名狼藉的人作为”“积极分子”，代表政府干部向信徒发号施令。尤其“把共产党员从宗教事务部门派进教会、做个无神主义的教会领袖”的事、也不算很少见。

4、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市宗教事务处已发出过三个文件（规定），在全国率先以“打击坏人的非法违法活动、和打击反华势力的渗透为名，进行清理”“面广量大的家庭聚会”，首先打击“对付的是林献羔”（一位主的忠仆）。

5、广东三文件主要目标是“企图通过家庭聚会必须申请登记的行政手段，刷掉（口气好轻松！）他们一大片”。活页夹且规定：申请人必须由市、县级“两会“委派或认可，申请书必须由市县级的”“两会”加具意见，再请政府审批，且人数不得超过30人。也即，不愿加入“三自”的聚会，或人数超过30人的聚会，都没有申请的资格，更无法批准，被打入非法之列。

6、广东省，政府机关已经“公然把两会当作它的下属部门或派出机关，当作清除一大片基督教的工具”来使用。

7、广东文件已规定：“在人事方面，基督教谁可以当教师和传道，得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调入教牧人员须经政府宗教部门同意，教牧人员在外县、外市、外省如要讲一次道，也要得到原地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其实，在此档发布前，这些早已成了事实。

8、广东文件还规定：“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其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而“正常与否、由谁来决定？干部说了算。”“有的干部认为：宗教活动越少就越正常，没有、就最正常”。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

以上政府的各种实际行动，暴露了所谓“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原来跟“与宗教作斗争”完全一致。

然而，丁光训从政府在：“教徒群众”中的威信和政局的稳定（即掌权者的利益）出发，且从其“三自”在众信徒中的威信和美好形像出发，也的确说了不少比较公正的明智话。他劝掌权者不要执行广东的三个档，不要打击林献羔（目的是这样可以给“三自”一个与林献羔竞争、争取信徒的机会，同时也让海内外能体会中国大陆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不要“清理”和取缔面广量大的家庭聚会，不要运用“登记”的苛刻条件、来迫使家庭聚会的广大信徒转入地下、被打成“非法”。他替家庭聚会对政府作了一些辩护（目的是改善“三自”的形像，由此可以“团结”更多信徒转而拥护他的“三自”，而不至于“三自”被政府用来做迫害广大家庭聚会信徒们的工具）。总之，他说了不少话是比较公正的、比较实在的、比较明智的。他扮演了一个迦玛列[徒5:33-42]的角色，对整个事情作了冷静、通达的、明智的、客观的分析，拦阻广东政府干部们的狂妄、避免过去三十九年中许多惨痛教训的重蹈覆辙。这一点，或许也能为神（暂延缓大规模逼迫）所利用一下。不算坏事。只是，连丁光训自己也没有把握、掌权者是否能听从他明智且诚恳的进言？是否政府肯立即刹住广东的作法？还是政府像过去一样，执政者们尽管都表示同意他、赞成他，却一无所改、一无所行、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呢？

但我们这些蒙神拣选、在基督耶稣里有份的众对徒，尤其是主已交托重任的神仆婢们，面对着撒旦、世人、掌权者的恨恶、欺骗、压制、逼迫，应该怎么办？是惧怕？是退缩？是看风使舵？是屈膝投降？如果我们因之惧怕世人，那正好就陷入魔鬼的诡计和网罗里。[箴29:25]。“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不能忘记，教会是神的教会，有基督作教会的元首。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比掌权者更大；掌权者的权柄，不过是至高神暂时交给他的。如果我们的神不许可，掌权者什么也作不成，徒然暴露出他们自高自大、不可一世、敌挡基督的本性。历世历代，撒旦没有少利用过掌权者。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埃及王法老就曾用阴谋诡计、要除灭以色列的男孩子（今天掌权者也不许儿童和青少年听主的道、和聚会敬拜神），妄想断绝和减少我们的后代。神却用敬畏神的收生婆留下男孩子，不执行掌权者之命，以色列人越发生养众多、身体强健。亚述王西拿基立也曾大举进攻希西家和以色列人，说夸大的话攻击万神之神。然而神垂听希西家他们的祷告，差天使一夜杀了18万5千军队，用勾子勾住了亚述王的鼻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曾毁坏耶路撒冷和圣殿，杀害掳掠以色列人；固然神是利用他惩罚以色列的罪，但巴比伦这么作则并非无罪，他受神的惩罚追讨更厉害，直到今天巴比伦还是一片荒凉、不能恢复重建。老杀律王曾杀伯利恒及四周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为要除灭婴儿耶稣，神却叫他的图谋落了空。他的后代希律王亚基帕杀了雅各、囚了彼得，结果自己被虫子咬死。教会受了患难，却更加坚立、不断发展。一世纪至三世纪教会翻翻复复处于长期的大逼迫大患难中，多少圣徒被掌权者和不信的人所残酷杀害，但在长期逼迫患难中，教会人数不断增多、信心越发刚强，蒙神格外祝福。在清朝时期，中国的教会和圣徒们也经常受逼迫，义和团那次是最惨烈、规模最大的，许多圣徒宁死不肯否认主，一面祷告或唱诗、一面被烧死杀死。遭受逼迫，是基督徒和教会最正常的事，最蒙福的事。“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23:12]。我们圣徒在逼迫面前所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不是惧怕，不是绕个道躲避十字架，更不是屈膝向撒旦拜一拜，也不是向掌权者哀求乞怜、订立条件。而是：（一）把眼睛从看形势，看人，转过来仰望神，同心合意迫切祷告祈求。神要作我们的力量、作我们的避难所，神要施行拯救，把我们稳固在磐石上。（二）充分准备好受苦的心志、当作兵器佩上。[彼14:1]。没有这个兵器，只好任人摆布；有这个兵器，就在患难逼迫中得胜。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曾顺服地忍受苦难，因而得胜，打破了撒旦的头；我们也要与他同走一路、与他一同得胜。“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12:4]。愿主恩待他在中国的众仆人和众圣徒，在这末世的特殊环境中能靠主得胜，作出刚强美好的见证为。阿门。暂不多写。愿主与你和你那边的众圣徒同在。

以巴弗1990年1月4日

附录

下面——丁光训在全国人大的发言（部分）：[题——政教要分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教徒们的欢迎。但是现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不少地方的干部强调：“在政策已经落实的地方，对宗教要加强管理。”还说对宗教要加强“行政领导”。这两个模糊概念起了鼓动政府干部插手宗教本身事务的作用。干部不信宗教、不懂宗教，不理解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又每每带着厌恶宗教、压缩宗教活动、促使宗教灭亡的情绪。他们越俎代庖、独断专行，任命自己所信赖的而为信教群众所不齿的人，为爱国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视宗教界人士为管理对象，不让联系信教群众，结果自然引起教徒们的反感。许多教徒现在宁可私人参加半秘密的聚会、宗教活动；不能在地上，而得处于地下。这就表明宗教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檔曾指出：宗教界人士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既然如此，他们应当有职有权，掌握自己宗教爱国组织的行政领导，不应当成为管理、甚至管制的对象；而让那些不爱国反政府的“自由传道”享受无限的自由。一切文明国家都强调政教分开，中国也应如此；只在宏观上相配合就够了，不要政府管到宗教的一切方面；这对于树立政府和宗教双方的威信都有好处。这个问题，我曾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央统战部反映过，他们都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似乎没有做什么事去扭转。这我很不理解。

下面是——丁光训写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信：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最近看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宗教事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和广州市宗教事务处《关于做好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清理整顿和登记工作的意见》，深为不安。看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度起草但未能为国务院法制局同意的办法，现在由地方上接过去，成了正式规定。而这个地方，正是面对香港的大门口，这样就格外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对广东这三个文件，我有下意见：

（一）大方向问题：

当前我国政府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打击坏人的非法违法活动和每处反华势力的渗透活动。这两种活动广东省并不稀少。尤其是海外渗透，广东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转站。而这三个文件的针对目标，却不是这两种活动，而是面广量大的家庭聚会，企图通过申请登记和批准登记的行政手段，刷掉他们一大片，这在大方向上就成了问题。

面广量大的家庭聚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诸如：（1）教会太少、太远、太挤；（2）认为三自和其牧师不爱教会，甚至出卖教会；（3）觉得教堂里的讲道不符合自己的信仰，听不进；（4）对三自组织当权人和教堂牧师的为人和作风不满；（5）教堂礼拜仪式不合自己的习惯；（6）认为每周一次礼拜不多，需要有些补充。如此等等，都是原因。硬要用行政手段去处理群众的信仰问题和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好结果。这是三十九年宗教工作付出了多少惨痛代价才摸到的重要经验，为什么今天还要去做？做的结果，决不是家庭聚会的消失，必然是他们转入地下，燃起狂热的信仰和传教活动，对党和政府则加强了对抗情绪。

家庭聚会中必然有些是同渗透有关的，也有些领袖是搞非法违法活动的；但就其多数来说，必然是善良的信徒；他们是爱国守法的，只求在宗教上得到一些满足，这里，划清界线十分重要。他们愿意自己聚会，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应多加干预。有的干部说：应当禁止他们自由聚会，因为干部无法知道他们在搞什么。人家搞些什么而干部无法知道的、多得很。像写信，写些什么别人也无法知道。但公民还是有通信自由的。家庭聚会这类事，只能无为而治。至于其内容是否非法违法、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能依靠教徒群众的监督和两会人员通过接触联系得以了解。必须有了事实根据，才可采取行动，不可先认为人家全是坏的。

广州市宗教事务处规定：凡申请登记的市区城镇堂点，人数不得超过30人。那就是说：风超过30人的，连申请都不许，不要说批准了。这充分说明，目的在于利用行政手段、把集结广大信徒群众的许多家庭聚会打成非法。

过去基督教信众，全国只有70万，有那么多堂。现在400多万，堂数却少了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取缔家庭聚会，就成了剥夺宪法赋于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必须慎重。

据说方式方面现在要对付林献羔。我认为：只要林献羔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搞非法违法活动，不配合海外反华势力的渗透，他就有权力办他的家庭聚会。他的家庭聚会的存在，只能说明我国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可以促使两会方面的教堂、在办好教会上同他竞争。至于他同两会的关系，只能等待，不能勉强。像浙江萧山就有几万信徒不同两会来往，其中很多都在为社会主义四化出力。

（二）登记问题：

当前登记是否可行和必要，还是个问题。但如果一定要登记，必须把批准与否的标准或条件明确规定，并予以公布。这不但符合以法治代替人治的精神，而且能增加透明度，发挥有关群众的监督作用，避免发生不正之风。如对某一申请不予批准，应在规定时期内把不予批准的原因和如有不服应到哪里申诉——交待清楚。在没有得到最后结果前，不得先行勒令停止聚会。这可以表明政府尊重宗教信仰、慎重行事。

广东省人民政府《规定》中第10条说：“宗教活动场所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得进行违反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这段很好，如果能宣布以此作为批准与否的标准，广大信徒都会拥护。

（三）宗教爱国组织和登记中的关系问题：

以基督教来说，三自爱国组织和基督教协会都不是政府部门，他们是信徒自愿的结合，是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为信徒群众服务的团体。

由于对三自爱国组织存在误解，由于三自爱国组织没有尊重某些人的信仰特点，也由于三自爱国组织从50年代起做过若干为信徒所不齿的事，今天一些地方也还在做。为此有不少爱国信徒不愿对三自爱国组织和两会表示拥护和发生联系。这我认为是不得不许可的。拥护三自原则和拥护三自组织不是一回事。拥护三自组织不能成为基础徒是否爱国的标志。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不是只赋予某一宗教团体和参加或靠近这一团体的公民的。

广东三文件规定：要申请登记，申请人必须是得到市县级两地的委派或认可的。他们又规定：堂点书面申请、得交给所在地市、县级的两会，经两会加具意见后，报市县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批准。这正是强三自以外的爱国信徒之所难。这不是利用政治权力、硬是不顾一部分爱国信徒信仰上的作难，勉强他们归入三自吗？

今天全国各级两会应代表基督教的合法利益权益，从而扩大团结面。因此，凡在信徒中不得人心的事，两会应当坚决不做。现在广东省政府机关公然把两会当作其下属部门或派出机关，当作消除一大片基督教的工具而且把他们放在压制宗教的第一线。将来对付许多不予批准的家庭聚会的时候，让他们首当其冲，以一副不爱教会的面孔出现。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三自和两会在群众中的形像？还是不必考虑了呢？如果不必考虑了，那么必然有相当一批人决意洗手不干的。

我想如果必须登记，三自组织和基协既然也是宗教团体，也应同样申请，同样经过政府的审查批准。申请是向政府申请，批准是由政府批准，两会大可不必插手其间。

（四）越组代庖问题：

这这三个档一再强调，政府对已经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要加强行政管理。

任局长曾经说过：“所谓加强行政管理，是针对反革命活动、非法违法活动。而宗教界爱国团体和人士属于管理者一方，不是被管理的对象。”不知这段重要讲话有没有向广东省以至全国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讲清楚？如果光给宗教界讲这话，是不解决问题的。

按照广东档：在人事方面，基督教谁可以当牧师和传道，得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调入教牧人员须经政府宗教部门同意，教牧人员在外县、外市、外省如要讲一次道，也要得到原地宗教事务部门同意。这些作法没有档也早已成了事实。又规定：非宗教职业人员，不得屡行宗教职务。这违反基督教圣经教导和历史传统，是基督教不能照办的。圣经嘱咐每个信徒“为主作见证”。教会素来允许“平信徒”即教会非圣职人员）讲道、分圣餐、探望教友、甚至在一定情况下为人施洗。我认为政府对基督徒本身的事管得实在太多了。记得我曾亲自听阁部长说过：人事任用权应属于教会，政府干部如果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提出意见，那才是许可的。

广东省文件又规定：“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其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这里就产生了问题，正常与否，由谁来定？看来又是由干部说了算。可是有的干部认为宗教活动愈少愈正常，没有最正常；怎么办？

十九号文件明明说：宗教界人士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那么应当给予信任，把他们用起来，好去团结许多至今游离于三自之外的信徒。不起用他们这些天然能团结人的骨干，怪他们“爱教”、怪他们“难弄”，却选中极少数信仰淡薄、不但不会团结人、而且在信徒中声名狼藉的人，作为“积极分子”，代替政府发号施令，甚至怪教会“没有人”，把共产党员从宗教事务部门调进教会、做个无神主义的教会领袖，这种事还少吗？置十九号文件于何地呢？是真的“没有人”，还是不信任人呢？

记得1980年或81年，肖宪法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了“国家管理宗教活动”这一提法。我们基督教中有人认为不要，是“官方宗教”的苗头。若提出“宗教活动由国家来管理”，那我们宗教界还管理什么？这件事后来中央统战部和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彭冲同志都十分重视，并做了结论，发了铅印的档。现在也值得翻出来看一下。

顺便提出：广东三档中，这也要政府批准，那也要政府批准，海外的人看了必然觉得大陆上宗教日子难过。引用反华分子的话来说：像个“养媳妇”。如此缺乏统战气息，这在团结和国际观念上，是多么大的损失。

总之，这三个档，仍旧处在“与宗教作斗争”的死胡同里，思想没有转到十九号档所代表的政府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来。

我和全国两会其他领袖一样，了解政府所做的符合宪法、法律、和政策，从而能为政府作辩护。但广东这三个档使我们处在极为困难的地位。如果不予纠正，我们对内对外只能表示异议。

希望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对广东目前所采取的步骤表明自己的态度，针对全国工作有所指导。你局的态度也请速即告诉我。如果认为我的见解有偏，也请指正。不要像过去那样，对我就重要问题写的信，都置之不理。

附上我今年春在全国人大的发言。此致敬礼

丁光训1988.9.26.

[注：原稿年份为“1988”，前我错认为“1989”，特此再作纠正。]

90.3对《丁言》的看法（二）

主的仆人、……：还有亲爱的的×弟兄：

先比较早地收到你们3月4日来信，得知主仆人林弟兄和他们广州大马站的家庭教会已被带走和被取缔、下了手的那个消息属实，并知道的比以前更详细一点，谢谢。我一面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祷告。从你们得到的消息是很重要的。最满心感谢赞美主的、是看到×弟兄首次亲笔另来信，心灵中与×弟兄不时发出和谐的共鸣之声。的确，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一开始归何主、跟从主，就下了要跟主到底的决心。因为这条通向永生的路真窄，没有神所赐的这个决心，就无法奔到终点标竿、无法进入荣耀、与君王基督及已得胜的圣徒们一同执掌大权，超过今天世上的一切政权、地位、光荣，竟被父神认为我们是无愧地配得他奖赏的。只因为我们今天肯与钉十字架的主贴在一起，为主的缘故甘心受人的辱骂、讥笑、用各种坏话毁谤，以至逼迫、患难，……“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越是把×弟兄的信看下去，心中越是不住的发出“阿门”和共鸣。×弟兄：你找到真理了，你的路走对了！愿主的灵不断地引领着你、照看着你、保护着你，一直到那天在主脚前亲见主荣的时候。那个时候，世上的各种繁荣早已黯然失色，一切为主受的苦难却回味着甘甜无穷。

感谢主，弟兄3月4日那封信还不是最后的一封。这又一次信中，又能看到进一步的实际情况。主为你们定的时候尚未来到，主还给你们有一段平安服事主的日子。但这段日子是相当有限的。正如主自己所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宝贝呀，既包括主自己，又连着我们各人）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9:4]。主那个时候是如此，我们今天照样是如此；如何趁着这一段不太长的白日，完成主所派给我们各人的任务，就是我们该十分注意的事了。过去主忠仆王明道先生入监前后的景况，与今天林献羔的有一些相似。也先是海外谣言开始的。那时，有不少主内的人心中认为：王明道已经是国际上有声誉和影响的人物了，大概人民政府不敢贸然下手，须付出的代价太大。可能主仆人王先生自己心中也有点这种估计；因而放松了背十字架的心志和儆醒、懈怠了对苦杯忽然到来的踏实准备。以致，到（神的）仇敌狠狠下手的时候，就很有点出乎意料，很有点惊慌失措，给撒旦钻了个大空子。王先生第一次入监的头一段路没有走好，见证没有作好，他那份不久后的《检讨书》大大羞辱了主的名，也绊倒了在外边不少不坚固、光会看人不会看主的肢体们。到他第二次下监后，主仆人重新再补的课。但补课究竟是补课，补总比不补好的多，王先生总算终究站立住了，没有变节、没有倒下。但这个失败的教训很惨痛，我们都应该认真吸取。当时我虽在上海还是个年轻小弟兄，也曾在圣灵感动下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挂号信，给已释放出来，失掉圣灵能力的主仆人，指出了争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自己也沉重地吸取了主仆人的事作为鉴戒，在64年自己也入监时，受了主警戒性的托付：必须把主曾重用的仆人所未作好的一段见证作好、作到底，即使我只是个普通基督徒。这件事一直成了我在监争战中的警惕和力量。撒旦给的“释放自由”不少里面有毒药，我们不能要。勉强要来，主也没法悦纳和再使用我们，反而给仇敌以可趁之机。同样这个掌权者，今天又向“南方的王明道”下了手。神也许可让它下手，为了熬炼忠于神的人，熬炼林、也熬炼其余的仆人和圣徒，使他们能清净洁白、直到末了。[但11:35]. 88年3月，贴布告和林被叫去6次的那个比较小的风浪中，林弟兄是很刚强的，没有向政治势力妥协和通融，也没有屈服：要他登记，不登；要他参加“三自”，不参加；另拔一个礼拜堂专给他讲道、搬进去，不要、不搬，限制在30人以内，不肯，要300人；不许印发小册子，不答应，那是我的讲道记录。如此等等。凡不出于神的命令，出于撒旦的建议和诡计的，通通拒绝，一个也不接受，好像主耶稣受试探之中那个样。愿主保守她的忠仆林弟兄，继续靠主刚强站得住、站得稳、不失脚、不滑跌，在争战的关键时刻，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来；全中国的主仆人和圣徒们看着他。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多么宝贝啊！这次与两年前的不同了，不太客气了，政府稍微动一点真格的来了。带走！封闭！没收！官方特为宣布！过去的客气、委婉和笑容收起来了。罪名不是太大，可也加上来了。……

至于丁光训，这个人很复杂。其实他的真正信仰、也跟吴耀宗一样，是所谓的“新神学派”，也是美国协和神学院毕业，也是青年会的干事出身，并不信真有一位神，不信天地万物是神所创造而成的，不信有神和天使鬼魂，不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且是为童妇由圣灵复庇而生，不信主的复活，升天，再来作王，千禧年国，新天新地等都是真实的事和物；所有这些真理都不过是精神上，寓言性的一种象征就是了。然而，他与吴耀宗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吴耀宗比较简单，里外都是“新神学派”，人们很明显可看出他信仰不纯正，或说根本不信，是个赤裸裸的“不信派”（举个实例：我三哥初中一时在上海慕尔堂（今沐恩堂）就曾听过吴的一次讲道：五饼二鱼不是主耶稣行的神，而是当时那五千人各自有所带的食物，只是不肯拿出大家吃；但因见到小孩竟献出了所带的五饼二鱼，就大受感动，一个个把自己带的也都献了出来。所以不是主耶稣擘开五饼二鱼吃饱了众人，而是五千人各自所带的吃饱了自己。我三哥很奇怪，慕尔堂竟请这种人上台讲道，但随即了解到他是青年会里的干事、重要人物。）；丁光训却并不简单，有一套很熟练的两面手法。他深深懂得和熟悉信仰纯正者所确信的真理、属灵知识、感情和所使用的语言，运用的非常熟练自如；使人听他讲的道，说的话，感情和姿态，以为他真是信仰纯正的，上了他的当，此外，他还从圣公会那里得了“主教”的圣职，吴耀宗却没有这种“圣职”。可是，丁光训也不是一点尾巴都不露出来。例如，他在《天风》里讲论拉丁美洲的所谓“解放神学”等的文章之中，便能比较明显地看到他这条“新神学派”观点的尾巴来。丁这次’88年春和秋的一短一长两篇《丁言》，也欺骗了不少主内的人，以为他站在很坚定的“神仆人”的立场，关心教会，替教会向政府说话，甚至替不参加“三自”的神仆人们（如公开替林献羔）和广大家庭聚会勇敢地说了话。许多人看了《丁言》后认为：丁光训要比吴耀宗好得多等等，受骗的人中也包括美国浸信会的郭牧师、福建的张圣才老弟兄等）。但即使是《丁言》本身中，也明显可以看出：丁所忠于的主人并不是主耶稣，爱的也不是主的教会。他所忠于的主人是党和政府；他看到党和政府若是真的按照广东三档推行，将是违背了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大大干涉和控制了教会的内部事务，充分暴露了党和政府统治（所谓“领导”）教会、改造教会、与宗教（实际上与基督）作斗争，促使教会逐步“自然地消灭的险恶目标、用心、和本质，以致党和政府在国内国外的威信和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才恳切地苦口上谏。但使丁光训真正焦急的是（见《丁言》所表达的）：不单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声誉大受损害，且使“三自”和“基协”以及他们这些头头们的威信和声誉也大蒙亏损，把他们这些人置于（明显的傀儡、走狗、工具的）尴尬困境，无法再为党和政府对教会的所作所为辩护开脱，危及他们这些头头、使他们头头无法当下去了；这才是丁之所以真正关键的原因。当年，他批判王明道时，是多么恶毒凶狠，今天为了“替广大家庭聚会和林献羔等说话辩护”，又显得是何等正义，宽宏、激动、声泪俱下。他两面手法的本领是很高超的。正如弟兄你曾说过的，《丁言》（丁早已用巧妙办法使《丁言》在教会中广为传播）还有一个深刻的用意，是为了博得“三自”外与“三自”内广大主仆人和神众儿女们对丁的同情、钦佩、信任、拥护。他真有本领，这个用意和目的已经非常成功。以上这些，是我以前所了解到的。不久前，还进一步了解到，丁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真使人意料不到，猜测不透。首先，在新中国，在领导者党周围的各个民主党派、宗教界、各群众团体等之中，在那些掌握着实权的人物里，很多是身份并不公开的地下共产党员。这个情况，几十年来，在越来越多的人心里，已经不是个秘密，而是有点数的事了。对于民主党派中来说，有不少是在反右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曾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又如，对于宗教界来说，佛教界的赵朴初、伊斯兰教界的鲍尔汉，他们还在解放以前，就已经是党内较高层次的人物了，外表还是个道貌岸然的“宗教界人士。”由于党要在另一个范畴内、使他们全球开展工作，他们这个党员身份是从不公开的。即使在“基督教界”里，文革中也暴露出好几个来。先说一例：上海前法租界有个“国际礼拜堂”（我初中三时的冬天，曾去过几次，以前是专给外国人做礼拜用的）。解放以后，有个李储文牧师到这里来负责。他很会讲道，也很“虔诚”，有人注意到他每逢礼拜之前，总要在讲台前双膝跪着，祷告半小时至一小时。当时，他又担任了全国“三自”的副主席，地位很高。后来，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没有例外，红卫兵揪斗他，折磨他；当他被他们折腾得实在受不了啦，就招供了出来。原来他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解放前就由周总理和组织上专门派他到外国去读神学，以便回国后当教会的领袖人物。（周总理是国内外所普遍尊敬、钦佩、爱戴的伟人，只是为了最高的革命利益和需要，这种卑鄙见不得阳光的事，也完全可以作得出来。）当时，红卫兵调查属实后，还挺得意。但这情况同时也在信徒面前暴露出，且传开了，以致他在教会中再也站不住脚，没法再戴上个“牧师”的假面具骗人了。上海革委会（相当于市政府）就立刻把他调到外事处工作，正式当了官。文革后又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副书记（书记是许家屯，最近由周南接替）。这事，我三哥早听说了，且去年告诉了我，只三哥忘了他的姓名，我又从别处得知了更详细些的情况。

文革中，还暴露出一个圣公会的牧师等好几个这种人。现在又进一步得知，连“两会”的全国主席和会长的丁光训“主教”（有圣职）和全国“三自”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备溶“同工”（无圣职），也是这种情况。（听说丁与沉之间有矛盾、暗中互相排挤，丁曾想削弱并最后取消“三自”，也有此作用在内）。只是知道这个的人很少。有过以下这么几件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南京的红卫兵说：丁光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准备揪斗他。他们冲进党的组织部，要查看丁等几个的档案。组织部的人允许他们查阅别人的档案，却不准他们查丁的。当红卫兵们吵得不可开交时，组织部的人只回答了他们一句话：“这样吧。你们就把丁光训同志当作共产党员对待吧。”这个情况是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提供出来的。所以，当许多教会领袖们，都受到严酷折磨的文革期间，丁却基本上并没有受到冲击。不但未受冲击，在文革期间，丁还是能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唯一有资格接待外国记者的人物。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中国所有的礼拜堂都没有了？”丁学着马列主义的一套观点和口吻（也许，的确是丁自己的真实信仰和观点）说：“西方人都受着资本主义和垄断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精神上很空虚、很苦恼，所以需要用宗教来麻醉自己，从宗教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在新中国，人民都作了主人，已经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等的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生活上和精神上过得很幸福，不需要用宗教来麻醉自己，大家都不到礼拜堂去了，礼拜堂自然就都关了门。”这条新闻，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一个内部日报）上。文革过去以后，在南方某省有一位老弟兄，他平时很钦佩丁光训。当他听到他外甥告诉他，丁是地下党员时，他就斥责外甥是在诬蔑丁。随后，他自己心里又是觉得不踏实，立刻亲自写了一封信问丁这件事。丁的回信不少话，很热诚，真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可对是否党员这件事未予作答。老弟兄不甘心，又是通过私人关系写信问“三自”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德溶，沉的回信也很长，就是对这一点，他却没有作直截了当的正面答复。另有一位爱主的老姐妹，她的女儿文革后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学校外语系英语专业的郭秀梅教授（丁的夫人）找她来，告诉她说：组织上已经决定，将派你出国读神学。这个好消息使她和她的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她进一步从郭了解到：在读神学的同时，必须兼作地下工作，毕业回国后，必须到‘三自“里或青年会里去任职。她，终于毅然拒绝了。郭教授严肃地告诉她：拒绝的下场是很可悲的。果真，随即她被分配到×××附近一个偏僻农村任教，以盐当菜。她原有比较严重的关节炎，却故意让她住在没有地砖、且会漏雨的平房里，以致加重了她的病情。看来，丁“主教”不单是个地下党员，恐怕与国家安全部也挂着勾。只是，丁是属于党内赵紫阳、阎明复这一类，这方面的手比较软的人，不主张多用强制手段来对待宗教，而是多用团结人，得人心的手段来争取“三自”内外更多人的信任和拥护，以便把更多“信教群众”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的。另外，我也看出：“广东三文件”非同小可。这个早在88年（那时，还是赵紫阳当总书记、阎明复当统战部长，他们在台上，正掌着权）就已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草拟出来的东西，虽尚未经国务院法制局通过（那是极小的事，要通过也很简单，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但也不是平白无故、偶然性的产物，而是党中央“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和行政领导”既定大方针的具体体现，也即酝酿已久《宗教法》的前身和初拟草底。广东省不是擅权，而中中央有目的地让它拿去先试行、看一看，以取得一些经验，逐步加以完善，可以进一步推行，起这个作用就是。既是中央的既定大方针，即使有赵、阎在台上，岂能被丁光训的一席言所废止？最多，只能在赵、阎（一手软者）当权的条件下，丁言使三文件暂时缓行一下，拖延一下而已。等到北京6.4.事件后，赵、阎都下了台，丁言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反过来，更要加紧在各地方有步骤地大力推行三档：实际上，是积极试行尚未出笼的《宗教法》。只能逐步铺开，不会逐步收拢，也不能停止不前。当然公安人员要对正被取缔而又据丁言力争的家庭聚会负责人和信徒们说：“你们不听丁光训的，说什么可以家庭聚会，他的主张只代表丁自己，决不代表政府。要听政府的。虽然尚未颁布《宗教法》，现在的政策（弄虚作假体现在三档中）就是法。”我也听到一位弟兄，丁的学生与丁接近，告诉我：“丁与阎很接近、且很相投；6.4.事件中，丁也不同意政府的作法，以后又长期对6.4.事件保持沉默、不表态。”可是，只要丁是党员，他就不可能长期与新党中央顶牛下去。他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需要改变看法、丢弃自己原有看法、以适应形势的，不是中央新领导，而是丁光训自己。从最近这几天正在召开的七届三次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来看，丁依然站在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上，而阎明复却实际上被去除了他在政协中的各职务，就足可证明：丁的思想和倾向、早已彻底转变过来，与中央一致了；他若不早早及时明显转变态度，且作出相当程度的行动表现来，要想保持这个高位仍在一个靠不住之人的手中，那是不可能的事。丁善于要两面，这个转变对他毫不困难，这个自觉性、他还是十分灵敏的。他在《丁言》中，曾振振有词，说什么如果党中央国务院不采纳他的忠谏，不改弦更张，那么，“三自”和“基协”里许多负责人（包括他自己）中，“决意洗手不干的”，也大有人在。似乎他很有“神仆人”的骨气，立场坚定，似乎是他竟敢用这句话，来威胁党中央。实际上，他真的敢“洗手不干”吗？装个腔，以继续骗取广大神仆人和众圣徒的信任和拥护而已。他决不敢当真的如此做；不多久，他还得自己认错、赶紧乖乖地不洗手而继续忠诚地、俯首听命地、更好地干下去。《丁言》，即使对丁本人来说，也不过是一张废物。却对那许多上《丁言》当的人来说，好像埃及之于以色列人那样，作了以色列全家芦苇的杖。以色列人信任、放心、倚靠这根苇杖，它就突然断折、破产，伤了以色列家的肩，又闪了以色列家的腰。[见结29:6-7]。《丁言》，正是这么一根靠不住的芦苇杖。已经有不少神的仆人和家庭教会，被它伤了肩、闪了腰。而丁光训本人、却照样安然无恙地当着他的全国“两会”头头之职，更好地听命、服务、效忠于他的主人，和耍弄着，扮演着他的圣诞老人事业。丁这个人真不简单、够复杂的。神的仆人和神的教会、却只能单单倚靠神、仰望主的怜悯、复活的大能和拯救，只有听主的话，才不会走错、才是真正靠得住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她，她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以巴弗90.3

91.5.世界之王的两手

对《丁言》的看法（三）

不久前，能有机会看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三自”和“基协”的领导人丁光训，作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代表和全国五位“宗教领袖”之一，于今年1月30日在中南海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时的发言稿（全文附于后面，在此文中简称《丁言》）。从整篇《丁言》中，可以看得出，丁光训着重谈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待“宗教”和“宗教工作”的两种很不同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1、第一条“斗争”路线

第一种，他称之为“苏联模式”，是党在苏联执政的70多年中，除列宁以外，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夫等人所实际执行着的。其特点是：一方面苏联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另一面做法上却“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两方面是可以不一致的，甚至相反的。名义上有列宁：“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例如聚会、敬拜、见证、讲道、交通互勉、祷告等等）的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工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办法对待信教群众”，“必须坚决铲除任何企图用关闭教堂……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斗争的做法”等等教导；而执行上做法上却可以‘直接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执行者他们认为：”宗教历来起着反动作用“是一种阶级异己现像”、“信教者是落后分子、不能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所以，“宗教设施（例如圣经等属灵书籍，聚会用的对像等）在种种理由下被没收、关闭、破坏”、“对宗教的合法权益、公开地或暗暗地加以剥夺”。而贯穿于这条路线的核心、就是：“念念不忘（千方百计、或明或暗）同宗教作斗争。”不排除在必要时使用没收、取缔、关闭、破坏、监禁、……等等专政手段。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神的教会？恨我们基督徒？这是世人悖逆真神、拒绝救主的本性、本质。不光他们如此，连我们在忏悔信靠主耶稣、归向真神之前，也是与他们一样的，也不把神放在眼里，也拒绝着救主，也讨厌过福音、也鄙视过教会和基督徒。自从亚当复娃悖逆神犯罪之后，除了极少数蒙恩被拣选的人（如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基督徒）以外，绝大多数世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背向真神、拒绝福音和主耶稣的拯救，被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随从着这个实际上的“世界之王”。[见林24;4，约14:30，16:11]。“……我们是属神的（即我们与世人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全世界（也可译为”所有世人“）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15:19]。一句话，点穿了所有世人的本质和实际情况。都站在真神和救主的对立面。主耶稣更进一步把世人（包括不少混在教会中的假先知、假弟兄等）之所以恨神的教会、甚至进一步变成行动、逼迫神的仆婢和神的子民（尤其是那些坚决听主话、站在主一边而不肯向世界降和妥协的人）原因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婪：“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出来（原文有出来一词，即“从……中出来”之意），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恨我的，也恨我的父。[约15:18-19，23]。主耶稣说得多么精辟！谁（即使他称为“基督徒”，即使他们称为“神的教会”）要是与这个世界联合、跟从世人的“领导”走，与世人站在一边、作了属于世界的人，那么，世人是不可能恨他们的，只会爱他们，与他们之间的“团结”十分牢固，因为他们是世人的“自己人”。而真基督徒、名符其实的基督徒，神的真仆婢，名符其实的神仆婢，既知道自己已不属世界，是主把我们从世人中拣选了出来，拯救了出来，所以他们坚决不跟从世人走一路，而坚定地跟主走一路。世人的道路、和主的道路，是通向灭亡和永生的相反两条路；这样的人，世人怎能老是容忍着不恨呢？世人是这样的本质，而这种与神为敌的本质，在其中一部分无神论者的心底里，往往会很自然地表显得更强烈、更突出。尤其当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敌基督的本质、往往又会更明显、更集中地表达出来。实际上，他们这种本质性能，并不单单是表现了他们自己而已，而是反映了、暴露了、那个站在他们后面、统帅着他们的“世界之王”它敌挡神和敌基督的本质面目。以上所述的这第一条路线，只不过是“世界之王”对待教会、神的忠心仆婢和一切真基督徒凶狠的一只手。

2、第二条——“团结”路线

世界之王，并不那么简单，若辩证地看，它还有另一方面。

第二种，即《丁言》中所着重强调的，党在执政地位条件下，对“宗教”和“宗教工作”的另一条路线，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周总理路线，或19号文件的路线。这条路线从总的方面来说，不是一条“与宗教作斗争”为主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出发点和目的，始终贯穿的是“团结”和“爱国”。在“爱国上是不能让一步的，因为只有“爱国”、这个“团结”才有基础，否则就无法“团结”、不可能有“团结”。同样，在“摆脱帝国主义的联系”和“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上也不能让一步，否则也无法“团结”。（之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不能让即使一步，是因为若在这两件事上让了一步，就等于取消了“党的领导”，也立刻失去了“团结”的目的和意义。“党领导”，是一切的一切、关键的关键。所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至于“信仰”如何、或符合不符合圣经真理、是否是听主的话和遵行神的旨意，则都是“小的方面”（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把它当作“小事”一桩、无足轻重）。丁光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和比较地分析了这两条路线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后果：第一条路线如何与出发点和目的相反、危害了党的事业，第二条路线又是如何正确、如何能把绝大多数“信教群众”团结过来，更好地达到党中央对“宗教”预期的目的和愿望。而他这篇发言的总目的，则是建议党中央吸取40多年来的教训，注意排除前一条路线的影响，以保持周总理所领导的正确第二条“宗教工作”路线的“中国特色”。

3、“中国特色”吗？未必！

的确，对于教会或“宗教工作”、各级政府和中央领导40多年（或连苏联等其他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70多年）来，实际上确是存在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甚至似乎相反的路线。但我认为，丁把第一条路线称为“苏联模式”，而另一条路线称为“中国特色”，未免带一点牵强。丁之所以要这么称，无非要使自己的这篇发言，尽量地与党中央《建议》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一词挂上钩而已。其实，后一条路线并不是中国周总理开创的，早在列宁时代，列宁对“宗教”的方针、主张和“教导”，就不是前一条“斗争”路线，而是后一条“团结”路线。只因列宁执政年数太短，而斯大林等后人实际执政年代却很长，在实施上，后一条路线的影响很小就是。然而，即便如此，苏联宪法上仍然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在卫国战争年代中的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对教会的“斗争”也很有所放松，不能说，后一条“团结”路线在苏联一点作用和影响也没有。反过来说，是否前一条“斗争”路线在中国不存在、不起作用，中国对教会所执行的始终是周总理的“团结”路线呢？不见得。尤其在文革开始前和文革期间，这头一条“斗争”路线在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影响之广和其严峻的程度、则已远远超过了苏联的任何时期。况且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活着、并始终是中国党政的主要领导成员，即使周总理有“团结”路线，又能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何？为什么就只能说，“团结”路线才是“中国的特色”，而“斗争”路线就肯定不也是“中国的特色”了呢？丁的逻辑、显的十分牵强附会。很明显，这两条对“宗教”、对神教会的“工作路线”，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起过作用，都曾有过不算小的一定影响。到底党的领导、中央或地方、应该着重推行哪一条路线？或以哪一条为主，而另一条为辅？或两条路线交替使用，来回折腾？或双管齐下，双打双拉？那是不能按谁的（即使是周总理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必须按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再作决定。客观的政治形势变了，则党的领导上（中央或地方）的路线方针完全可以且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真正的所谓“特色”，只就是所认识到的客观不同现实政治形势的不同需要，如此而已；苏联的不同时期是如此，中国的不同时期也是如此。例如：49年和50年代之初，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有待进一步巩固，潜在的反革命战争势力尚未基本肃清、土改需要进行、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一大堆急待逐步清理和解决，不少传道人和信徒对新政权和新社会存有疑惧心理，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当然对我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广大的“宗教”信仰者在内），就需着重推行“团结”路线。周总理执行这条路线又正是一个模范的杰出人物，吴耀宗等靠着“三自”之名配合政府的工作、成绩也做得很突出，把中国各地教会的很大多数传道人和信徒、都已“团结”进以“三自”为假招牌，以“爱国”为真基础的“三自”组织里，也就是“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对“神教会”的领导权之下；这就是当时客观政治形势需要和“特色”了。不过，“团结”路线并不是一切都团结，对少数不肯把神教会和自己置于傀儡组织内和党领导下的人，例如神忠心的仆人王明道先生等，则必须把他们当作“极少数反动分子”来孤立、来打击。

我还很记得，当54年我国产生第一部《宪法》（主要由毛主席亲手起草）的时候，毛主席特特把中国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专列为一条。那时多少神的仆婢们和圣徒们听到后，都激动得流下眼泪、互相报喜、从心底里感激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竟然这么重视基督徒等的“宗教信仰”，专列为国家最庄严《宪法》的一整条。他们以为，从此就可以安心躺在国家这么庄严的《宪法》上永远高枕无忧了。把毛主席、党、和《宪法》当作像神，基督、和圣经那样信实可靠，真实无伪，或许更加现实得多，保险得多。（？！）后来我也曾听说到：当全国人大54年通过这个第一部《宪法》掌声雷动时，毛主席笑笑对旁边的领导人说：“这可以管它10年！”。实际上，10年还没有到，形势就急剧地变化着。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外顺利地完成，反右取得了彻底胜利，一颗颗高产“卫星”飞上天，大炼钢铁、日夜奋战、群众运动、热火朝天，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越举越高，与此同时，剩下来的几个可怜“礼拜堂”也逐步“自然”关闭。客观形势大变了，当然，实际执行着的政策和做法，也得紧紧跟着转。接着，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了全国的无上权威，红卫兵奋起，连“三自爱国”傀儡组织羽翼下的“宗教界人士”也成了牛鬼蛇神和历史垃圾被一一清除。剩下《宪法》上的那条“宗教信仰自由”、却仍然纹丝未动，安然无恙。林彪算什么？江青算什么？只不过是投机小人，跳小丑而已，他们本身主不了也成不了大事。为什么要把责任都推给他们？文革中的毛主席、仍然是54年起草《宪法》时，特意重视“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位毛主席，周总理、仍然是杰出地执行过“团结”路线的那位周总理。不单单文革前和文革期是如此，89年6.4.事件前的10年，及其以后至今相比较的话，同样也有形势上、需要上和政策执行上的差异和变动。

4、神喜欢哪一条路线？

许多传道人和神的子民都害怕前一条“斗争”路线；对于后一条“团结”路线，却都举起双手欢呼雀跃，一百个赞成，一千个拥护。在他们看来，前一条路线不符合神的旨意，神不欢迎；后一条是符合神旨意的，神心中也喜悦。是吗？真是这样吗？神，他到底所喜欢的是哪能一条路线？

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很简单。因为神看问题并不光看问题的外表，而是着重从问题的实质上来看。我们也需耐心一下，不要急急忙忙看问题的表面就下结论，我们暂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搁一搁，而先下功夫把问题的表面一点点剥开来，看一看问题里边的实质，然后再去找出上面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一点很重要。顺便在这里插几句题外话：比较一下，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古蛇）试探之时，怎么受骗上当，而被魔鬼所俘虏和控制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在三次受试探中，又是如何得胜的。亚当夏娃只看表面，只听表面：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悦人眼目又可爱”、“且能使人有智慧、像神一样”、“吃了也不一定会死”；他们就不想想神是怎么吩咐的，不看看这么做的本质是“违背神的话”、起了“不信的恶心”是站到神的敌对面去自我灭亡。只一个回合，他们就被撒旦所同化，所俘虏，所捆绑。魔鬼在对主耶稣的三次试探中所提出的建议，若单看表面，则句句中听，句句有道理，句句都是毫无敌意的好话，句句符合主耶稣的“实际需要”，用不到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用不到去喝这个苦杯，何苦呢？这不是最最最方便的快捷方式吗？主耶稣却每次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一一攻破了撒旦的诡计，坚决遵行神的旨意，按父神的办法去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救赎大功，不入它设下的圈套。

5、是世界之王的另一手——狡滑诡诈的一只手

前一条“斗争”路线，例如《丁言》中所提到的“坚决取缔一切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点”、并加剧这种“取缔风”、“把参加聚会的人又骂又打、又坐牢又罚款”、“伤害宗教徒的宗教感情”、“尽量取缔和限制宗教活动”、“从教外反教”、……等等做法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他们执政掌权者敌挡基督、恨恶神和神教会的本质自貌，是世界之王逼迫神教会凶狠的一手。但后一条“团结”路线，例如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聚会等等）的自由”、“不把宗教活动看作应当取缔和限制的事”、“我国有几千万人信教无妨”、“不在信仰和宗教活动上同人过不去”、……，从这许多“团结”内容中，却看不出掌权者对神、对神的仆婢、对神的教会有丝毫的敌意。难道那些大力开创、提倡、认真推行“团结路线”的可敬的领导者们的无产阶级立场改变了？不稳了？心慈手软了？教会和主耶稣的福音真理也可以长期直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们也爱起神、帮助神的教会发展、使福音更广更深地传开了？他们也赞同、并且不生气地眼看着得救人数大量增加了？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很明显地可以肯定，决不是这么回事。既然肯定不是，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作出违反他们本质面目的事？你想错了，并没有违反。他们没有背离他们的本质和原则，也没有违反他们坚定的立场和总方向。改变立场和本质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神的仆婢们和神的儿女们。他们不是已经很清楚明确地指出了，为什么他们要作、似乎与他们的目标相反的事：即，“团结路线”的“宗教工作”、旨在把信教群众（尽可能多地都）争取、团结到“爱国主义”这边来，即帮助宗教界爱国力量发展壮大，可以（利用他们）去团结广大教徒一同来爱国即不在信仰和宗教活动上同人（基督徒）过不去，只在政治上求爱国之同，从而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过来（不是“过去”）。说得再透明些，把广大教徒、通过爱国这根纽带，都团结到“党的领导”这一边来，实际上，从此开始，跟着党的指引和路线走，把神圣洁的教会置于“党领导”之下。（主基督、教会的元首、是不会跟党和其他世人走的，她领导我们走的，是一条通向永生的十字架窄路，与一切世人走的路不是一条，方向相反）。变质的不是他们共产党人，变质的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和方向。不是政府“许可”保持我们原先的纯正信仰不变吗？怎么可以说我们变了质呢？对，可以保留一个“纯正信仰”的空壳子不变，当个政治上可利用的摆设和装饰品，内容的实质却变了，因为道路变了，方向变了，领导者也变换了。我们原本都是不认识神、且与基督无关的外邦罪人，我们的前途也是与这个悖神又不肯悔改的将亡世界一同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同灭亡；而今是神的大爱和主的救赎、把我们一个个从将亡的世界、外邦各国中拯救出来，不再属世界而专属基督、成了天上的国民、并等候救主从天上荣耀降临、身体改变与主相似、与主在荣耀里同掌政权；而这条“团结”路线、却反一个方向，把已经被主救赎出来的圣民、重新拉回世界、与世人一同奔走通向灭亡的宽路大道，变了质自己还不知道，还要津津乐道什么“纯正信仰”。这条“团结”路线不是出于神，更不是“神的同意”或“神的心意”，仍然是出于那个站在世人后边的“世界之王”，是“世界之王”的另一手、狡猾的一只手。

6、世人提倡和标榜的“爱国”，是圣经的教导吗？

其实，共产党人、即马列主义者，从阶级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着眼，并不把“爱国”放在一切之首、即并不把“祖国”当作最大偶像来敬。例如所谓“盲目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倡的“爱国”，只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反动阶级的统治，与革命利益很不致、反而削弱党的领导、危害革命事业，那他们就非但不主张“爱国”、还是大大反对和批驳这种“爱国”了。可是，对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来说，就大不相同了。约100多年来中国已沦为被侵略的国家，苦难深重。而且建党70年来，尤其新中国40多年来的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之所以能推翻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的侵略、压迫、剥削而站起来，从极度贫困落后、进到今天的强大繁荣、蒸蒸日上、前程似锦，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与党的领导（或说，与四项原则，但四项中的关键则是党的领导）紧密连在一起分不开的、谁也无法否认的。不但全国人民拥护，广大海外的炎黄子孙也为之振奋，连全世界都对此刮目相看。“爱国”这个响亮的口号“祖国”这个传统的大偶像、就更成为党团结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思想上与党还有距离的人）在党领导周围的唯一法宝了。“爱国”，是凝聚力、是吸引力、是鼓舞力量；而扩大、巩固、加强党的领导，则是“爱国”所起到的必然效果和目标。离开“爱国”，就无法谈团结、无法加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上面所说的这些我们熟知的常识、丝毫不是从神的角度、圣经的角度、福音真理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世人的角度、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的。

然而，世界上只要有“希律”这种政治力量的存在、而且统治[可8：15]着犹太人，则神的选民犹太人中间、就必然会产生出“希律党”[太22：16]这种傀儡组织、制造出“希律的酵”。这一套理论和教训、与“希律”这个政治力量相配合、并专门为这种政治需要效劳、服务。在古时神的选民犹太人中曾经是这样，在以后直到今天、神的家——教会中间、也是这样。新中国刚一成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刚一建立，马上就产生出来以假先知吴耀宗为首的“三自”傀儡组织，专门配合新政权、忠心地周总理对他们的指示和所面授的机宜、（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神受的启示和神的差遗）、在神的家——中国各地教会中、依仗着政权的权势和后盾、专门替新政权的政治需要服务和效劳。所差别的只是：今天新中国的“希律”、要比当年罗马帝国统治下“分封的王”希律、政治力量要强大千万倍，且是本国自己的而不是外来的政权。在这种条件下所产生的“希律党”和“希律之酵”对新中国各地神众教会的影响和危害、也就要远超过当年希律党和希律之酵对神选民犹太人的影响和危害千万倍了。而“希律之酵”为属世政治势力服务和效劳的实质和性能，前后两者却是相同或相似的。既然“爱国是党建立和扩大党的领导于一切非党人们统一战线的法宝，“三自”傀儡组织就有一个替“爱国”大事宣扬、甚至把它当作圣经真理或超越圣经真理、来欺骗广大圣徒的中心政治任务。这就是在新中国的条件和特色之下、新“希律之酵”的实质所在。很可惜又很痛心的是，竟有一些原先是神的仆婢、传讲主耶稣真理的人，竟也变了质、换了主人，跟着假先知一起、也宣扬起“爱国”这个不出于主耶稣真理的“希律之酵”来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偷梁换柱，要把这种混进来的酵、就称是圣经真理。到底——世人所提倡和标榜的“爱国”、是圣经的真理和教导吗？

有一个曾经是神仆人的人，名叫唐守临（唐醒），神曾用着他编写了一本很宝贵的属灵书籍《荒漠甘泉》。这本书至今仍然是中国各地神众教会的宝贵财富之一。它引领着许多人认识神（顺便说，我的悔改、归主、得救，也与此书直接有关）。解放后，他逐步转变了，加入了“三自”，并忠心为之服务。他又受委托、编了一本形式相同、而取名为《灵程吗哪》的书。不能说其中没有“吗哪”、没有一点从主来的真道，有，但“营养价值”却大为下降了，更叫人恶心的是，内中竟插进了好些篇程度不同的毒酵、不是吗哪，包括上述假先知和变质老先知所泡制出来恶毒的希律之酵（至于“三自”的喉舌《天风》等书刊里、到处充斥和渗合着这种酵和别的酵，就更不用提了），硬说“爱国”是圣经的教导和榜样。它举出圣经中几个有力的“根据”：例如，但以理家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每日三次在神前祷告，且为本国的民悲伤禁食[参但9:-10:]。主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城哀哭。[路19:41-44]。保罗常为本国的民（骨肉之亲）忧愁伤痛[罗9:1-15]。等等。证明爱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我们也要按但以理、保罗、和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去爱我们的祖国——尤其英明伟大的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真是一付假先知的嘴脸！他们为什么只敢拣选列举这几个例子、而故意不举其他重要实例来说明真正的对经真理呢？例如：妓女喇合怎么宁可背叛了她的祖国和人民同胞、竟接待起那些来侵略祖国、杀绝全体骨肉同胞，敌人以色列的探子来，掩护了敌人，她藏匿了探子，却倒过来欺骗本国的治安保卫人员、出卖了整个王和全体同胞，只为了救自己全家的性命。按世人看，她真是个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卖国贼。神却非但不责备她这种“不爱国”的卖国行为，反而把她作为一切外邦罪人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标本和榜样。她就因做了这件事，大蒙神的喜悦，神给了这个“不爱祖国”的下贱妓女，以在神国中的特殊高位，不但让她同样作了以色列神圣洁的子民，亚伯拉罕（信心）的后代，还让她作了大卫王的第5代祖母（间接地也是基督肉身上的祖先），在希伯来11:“因信称义”的光荣榜里，有她所占的重要地位。路得所爱慕的、也不是自己的“祖国”，她却坚持着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摩押、和同胞们所拜的假神，而跟着异国婆婆去一个人地生疏的以色列国去投靠在真神的羽翼之下。[得2:12]。她也因此在神的国里取得了重要位置，被树为一切外邦罪人蒙恩作圣徒的光辉榜样，且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耶利米在来施行侵略和毁灭的敌人巴比伦王军兵围困犹大国京都耶路撒冷时，非但不鼓励同胞的“爱国”热情，团结奋起抵抗侵略，反而竭力“帮助敌人”，公开号召同胞自动出去投降侵略者，作敌人的俘虏和奴隶。为什么这帮“三自”假先知们故意要避开这些另一方面的重要例证呢？原来他们学会了撒旦引用圣经的老办法，片面、歪曲、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引用圣经来替自己为“希律”政治需要服务的卑劣手法！他们，或加上变质的老先知们，并不想真正阐明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们就故意混淆了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称为耶和华神名下的圣洁子民，与新约时代神的家教会相仿；以色列国或犹太国与神的国相牵连，而外邦各国都不认识神、都在“世界之王”的权下，与神的国无关，他们的政权与神国的政权也无关，这个本质上的区别。“这是独居的民（在万民中专归神为圣的），不列在万民中”[民23:9]。上面所举但以理、主自己、保罗的三个榜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不是爱世界上的国而是爱的神、爱的“神（的）国”、爱的“天国”。正如，新约时代神的教会，也不属于世界，[约15:18-23,17:14-18]，更不属于他们所在的世上各国，是主基督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了出来，专归属于他，作了“天上的国民”[排3:20]、即成了“天国的子民”，是一样的。通过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实际上（不是肉体上，而是灵里面）“与圣徒（原指神所已经拣选、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包括真以色列人在内）同国，（同）是神家里的人了”[弗2:11-19]，即，作为主耶稣大牧人羊圈之外“另外的羊”、与主原先圈里的羊（指归主跟主的以色列人）“合成一群”了[约10:16]。至于今天外邦各国基督徒的各自原先国籍，从肉体上说、并没有因归主而废除或失效，中国的基督徒（圣徒，在这暂时一生的只几十年的短时间中）仍然是中国人，中国国籍，肉体上仍然是炎黄的子孙；所以我们若为自己的亿万同胞尚未悔改蒙主的救恩，尚被“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而着急、而伤痛、而迫切祈求祷告，求神早日也怜悯拯救他们，那也真是完全应该的。我们已经白白蒙恩的人，完全应该纪念尚在黑暗中不认识救主的同胞和骨肉之亲。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尚存的中国国籍，是圣经所教导的“世上寄居和客旅”的性质[见来11:13,彼12:11]，不同于“主人”，且不是永久性的，当我们离世或主来之时，这种性质和身份就立即终止了和消失尽净了。唯有我们今天所已经取得的“天上国民”或“天国子民”的身份，却是永久性的，不但千禧年国里不会消失、在神最后新天新地里也永远不会消失。那才是真正的“国籍”。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的“祖国”，从世人的眼光看，的确非常可爱、十分伟大。尤其因为40我多年前的旧中国，因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上约100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欺侮、压榨而变得极其落后、穷困、苦难深重，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站了起来，医治了创伤、克服了落后，虽也走过一些弯路，却日益发展壮大，蒸蒸日上，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连世界各国都认为是奇迹，海外的广大炎黄子孙都为之感概，甚至掉泪，振奋不已。（从古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是把“祖宗”和“祖国”当作大偶像和“神”来敬拜的。“爱祖国”的心情，在所有炎黄子孙中是极其强烈的，十分自然的，又根深蒂固的，完全可以说，“热爱祖国”是我们全体同胞（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天然的、肉体的、属世的感情方面）的一个特征，这在全世界各民族和各国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就显得更加可爱了，更加伟大了。当然，这种巨大变化，是与党领导的英明、正确、伟大是分不开的。

可是，在神的眼光中看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还不过是诗2：整篇预言中所描述的，主基督荣耀降临之前的、“外邦”、“万民”、“列国”中的一个成员，是主基督要用铁杖来打破，摔碎的众瓦器中的一个瓦器。是属于这世界的，是被控制于“世界之王”权下的。要不要爱众圣徒（众基督徒）各自所在的“祖国”（也包括世界上一些所称为“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等于在问：要不要爱主再来之前的这个“可爱的世界”？两个问法一模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圣经却有着针锋相对，再清楚不过的明确教导和严肃警告：“不要爱世界（包括属于世界的各个具体“祖国”），和世界上的事（包括各国是否繁荣富强、是否生活水平提高了，等等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12:15]。两种爱，两者必居其一无法兼而得之。要真是爱慕并追求这个地上“祖国”和其一切事，那么，爱父神的心，很自然地就立即从他里面消失了。也就是，他不知不觉地变了质，失去了一个真基督徒爱神的本质，变成一个实际上的“淫妇”[雅4:4原文]。基督徒的本质、是爱神、爱主耶稣（胜过爱一切，连爱弟兄和爱人，也都建筑在爱神的基础之上，从爱神出发而来），而不爱世界（即使是“祖国”，这个世界的最现实的一部分）的。为什么说，撒旦的第二手，比第一手更为狡猾、诡诈、阴险、恶毒，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7、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世界之王，不但有第一手，还有第二手。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看，前面曾提到而未得到结论的问题。这两条路线，斗争路线和团结路线，神到底喜欢或欢迎哪一条？哪一条违背神的旨意（心意），哪一条又符合神的旨意（心意）？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哪一条都不出乎神、哪一条都出乎世界之王，方式不同，目标却一致，是世界之王的两只手，目标都是叫我们偏离主的道，违反神的话，走错路，得罪神。或是受世界之王的恐吓而害怕，向它投降、屈膝，乖乖地跟着它走；或是受它的迷惑和引诱、上它的当，盲目地也跟着它走。根据情况和需要的不同，它既可以单施第一手，也可以光用第二手；既可以两手先后交错使用，也可同时双管齐下，又可以在兼施之中，侧重其前一手或后一手。不管实际上用的哪一手，或两手兼施，都不符合神的心意；可是，连撒旦也在神的管理之下，神许可它作某些事，是为了利用它来成全神自己的计划、美意、和目的。神的用意和目的，往往与撒旦的相反。神都是为了她仆婢们和儿女们的益处，叫我们更圣洁，更长进、更刚强，同时扬去了一些糠，筛掉了一些稗子，纯洁了她用自己血的重价所买回来的教会、作为贞洁的童女，献给她自己。感谢主。

那么，对待世界之王的两手，我们该怎么办好？首先，我们不要满足于吃饼得饱，更不应该徒受主的救赎大恩，白占地土不结果子，尤其不要把我们投靠主，归向主的信心和决心，建筑在世人所给“信仰自由”的沙土基础之上。这种“信心”是假的，靠不住的，经不起患难和逼迫（如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信心”，结果是重新又跌倒，又退后，又转身跟从世界走。蒙恩要知道感恩，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准备好为主的名、为听主话而受苦难、受误会、受讥笑、受毁谤、受逼迫。要接受主的呼召，立定心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为跟主而肯付出一切代价。先在现实的小事上操练起来，向主忠心，然后主才逐步会把更大些的任务托付我们。同时，另一方面，不要去爱慕，去追求这个世界的荣华、美丽、享受、钱财、地位、势力、本领、荣誉、通达……，要追求主所赐给的“上好的福分”，羡慕因遵主话而所必得的神“天上的赏赐”。要儆醒祷告，更熟练地在实践中学会分辨是否是神的旨意（能否分辨和明白神旨意的关键在于：“已经明白是神旨意的，就不打折扣地立即照办”的这种心志[参约7:18]）。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昼夜思想，以致学会更好地体会主的心意，也因此而能更好地识别出仇敌的诡计。尤其要经常警惕和检点自己所走的道路：是随从世界的潮流、热闹地走在通向灭亡的宽阔大路上呢？还是比较“孤单”而忠心地紧跟着主的脚踪，走在通向永生的十字架窄路上？总之，要认真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遵行神的话，都专心倚靠主的恩典和大能；既不因世界之王凶狠的第一手所吓怕而屈膝投降，又不被它狡猾诡诈的第二手所吸引诱惑，迷失方向，而入了它所设下的圈套。

8、丁本人站的什么立场？

由于不认识世界之王的两手，许多神的仆婢和弟兄姐妹们看了《丁言》（附于后面）之后，总是殷切盼望，或央求掌权者不要采用第一手，而要采用英明宽宏的第二手。在这种模糊认识和心情之下，当然就感到丁光训真是“基督教界”（算是“神的教会”吧）的好领袖、好代表，为着“神教会”的“利益”向掌权者呈上了这篇好建议。但是，只要稍为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就能从通篇《丁言》中看出：这位“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和代表，只是披了一件“宗教外衣”而已。他对至高神，对将荣耀再临、用铁杖来打破万国的永远君王耶稣基督，对神的永世计划和主的救赎大功，对神的国度、权柄、荣耀毫无认识，一窍不通，对马列主义倒是体贴入微。通篇《丁言》，他只是站在党或党员的立场上，完全用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感情和语调（这种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与周总理的基本一致），来向“他的领导上”（即向党中央）提供一个建议、请中央作个参考，使能更有效地达到党对“宗教”的要求和目标就是了。如何去除前一条“苏联模式”斗争路线的影响（这条路线太露骨了，缺少伪装，反而达不到党原先的真正意愿和目标），如何贯彻后一条周总理的团结路线。因为执行后一条团结路线的作用，一可以改善国内外所见“党领导”的形像和反响，二可以改善所见我们国家的形像，三也可改善“我们各教”的形像（当然主要是“三自”傀儡所扮演“中国基督教”这个角色的形像；这么重视改善形像，都为了掩盖其本质）；以致可以取得“团结”广大教徒群众（实质上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了质，只剩一个空形像好看），和孤立反动分子（主要是指的，不肯接受党对神圣洁教会领导的神忠心的仆婢们和圣徒们，孤立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的实效。（至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上是否完全按丁的建议执行，那连丁自己也没有把握，而是另一回事了）。这整篇，都很透明地显示了丁某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又站的什么立场，真正关心的又是什么。至于他“基督教界领袖”和“主教”等称谓，只是一张包不住全身的羊皮。

我认识一位主里的年轻弟兄，他悔改归主的年数不很多，但在主圣灵对他的直接光照下，属灵的眼光却比较敏锐。当他看完这篇《丁言》后，感慨地写道：『……从丁言中可以看出：丁很懂党的政策、很懂如何作人的思想工作，却不懂基督的真理、并不认识神。他对周[总理]不从教外反教的观点很佩服，而他则善于从内部来实施破坏。宗教，是丁一类人的饭碗子。为了[使这碗饭]吃得盛，他则不能不恨那些阻碍他工程实施的“反动分子”。这样的出卖者，与犹大同属一类；何以有人赞他“满了基督的荣光”？！他把阴毒的酵，惨进了新面；而我们则要尽力除去他的酵，好使我们成新团。愿圣灵的感动常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放胆为交付于我们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辨。我要学习保罗……的地方便是：要立下心志，宁可自己被捆绑，也不能让福音真理被捆绑。当为那位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尽忠。……1991年4月7日』弟兄说得多好呀！主说过：“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实在不错。为这位弟兄，或者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俯伏，满心感谢主，赞美那位独行奇事的神。

以巴弗1991年5月21日写完

附：丁光训《与江泽民同志会见时的发言》

最近我们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蓝图，我深感鼓舞。今天江泽民总书记又同宗教界人士亲切会面谈心，我也深为感动。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提到“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我想其中也包括宗教工作。

拔乱反正以来，在平反方面，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就有目共睹。接着的问题是：怎样的政府宗教工作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现在的宗教工作算已经有了足够的中国特色吗？我认为，周总理所教导的宗教工作路线，和苏联模式很不同，是大有中国特色的。我也认为，十九号档所要求的宗教工作路线，同周总理的教导很一致，如能好好贯彻，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就显出来了。到现在中国的宗教工作，我想还待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夫时期苏联的宗教工作加大区别，突出其中国特色。

周总理有一个一贯主张，就是宗教工作者在把信教群众争取团结到爱国主义这边来，从而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他从来不把信教看为值得反对的事。也从来不把宗教活动看为应当尽量取缔和限制的事。他看人不问信不信宗教。他不主张人们从教外反教。他要帮助宗教界爱国力量发展壮大，可以去团结广大教徒一同来爱国。周总理说过：“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评价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和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做僚资本主义割断了联系”，“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只要他们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在五十年代之初，那时人口才四万，他就说过：“我国有几千万人信教无妨，重要的是孤立极端反动分子。”十九号档也是这个精神。它不反对人们信教，不在信仰和宗教活动上同人过不去，只在政治上求爱国之同，从而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过来。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与此相反的是一条念念不忘同宗教作斗争的路线。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斗的结果每每是两败俱伤，而伤得更重的每每是党和政府方面。宗教会化整为零，会转入地下，在受伤害的情况下容易转入狂热，而党和政府伤在失掉群众的好感和同情，失掉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疏远党和政府，被孤立的不是宗教而是党和政府。

苏联在七十年间除了在卫国战争的年代以外，始终念念不忘，千方百计，或明或暗地同宗教作斗争。历史上国家遭受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1707年）法国皇帝拿彼仑（1812年）和德国元首希特勒三次入侵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都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参加武装抗敌。特别在卫国战争时期，教会动员广大教徒募集团防基金，组建空军大队和坦克支队。尽管如此，大加渲染的仍旧是宗教“历来起着反动的作用”，“是一种阶级异已现像”，“是一种社会罪恶”，“信教者是落后分子，不能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宗教活动力求限制，许多宗教活动场所不予登记，使他们陷入非法，已经登记的也有不少被取消登记，宗教设施在种种理由下被没收、关闭、拆除、破坏。对宗教合法权益公开地或暗暗地加以剥夺。这些引起教徒群众强烈不满，引发宗教狂热，产生许多不让登记和未经许可，但有大量群众的自发教会或非官方教会。这些做法直接违背了列宁“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办法对待教徒群众”，“必须坚决铲除任何企图用关闭教堂、清真寺、寺庙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斗争的做法”等等教导。苏联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明文规定，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我并不是说中国同苏联七十年的做法完全相同。周总理的影响和十九号档的影响是大的，无法灭的。但是，向领导上报喜不报忧，只能损害我们的工作。据我所知，在教内教外，不以团结群众为念，却以同宗教作斗争为自己职责的，决不是各别的。他们视宗教为眼中钉，不顾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力图用行政命令手段防范宗教，削弱宗教，剥夺宗教信徒的合法权益，没收许多宗教活动场所，用种种借口不让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用不予登记的办法使许多宗教活动场所沦为非法，不得不转入地下。最近一件不幸的亲痛仇快的事，是从北京一个会议上发出声音说：“坚决取缔一切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点。”这话传了出去，被当作“中央精神”付诸实施，加剧了取缔风。有些基层把参加这种聚会的人又骂又打，又坐牢又罚款，不但没收宗教书刊和用品，还没收自行车，手表等等生活用品。未经批准的聚会点面广量大，大部分同敌人的渗透无关。也不搞非法违法活动；我确实知道，里面有为社会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把它们一概取缔，打击面实在太大。在国内国际必然引起极大反响，而且根本做不到。所幸宗教事务部门的许多干部知道后果严重，没有照着去办。宗教方面敌人的渗透和非法违法活动是存在的，写十九号档时就已存在，据根今天更严重，因而加强管理，理所当然。加强管理的对照应首先是敌人渗透和违法非法活动。而事实呢，一谈加强管理，首当其冲的每每是正常宗教活动和爱国宗教组织。对这些加以种种限制干预，控制其经济人事产权，使权力转移到不信教不爱教的人手里，做出许多信徒不喜欢的事。对教内外工作人员不问素质不加管束，一味委以管理宗教的重任，那是不好的，使干群关系紧张。敌人称我们为官办宗教，而国内也有人说“党的领导就是官办，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官办。”广大信徒接受不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抛弃政教分开的形像，随时注意政教分开的原则，我们国家的形像就好，我们各教的形像也好，更多的群众就能被我们团结好。凡此种种情况和问题，都没有摆脱同宗教作斗争的指导思想、没有充分转到争取团结群众的指导思想上来的表现。李鹏总理在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给了我们新的希望。特别他讲到，在一定意义上对待宗教就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讲到信教的人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讲到用急躁情绪和行政命令去对待宗教问题，会破坏党群和干群关系，讲到应当怎样理解管理，应当怎样理解渗透，都很精辟，都同周总理以及十九号档的思想衔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这精神不停留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里，而把这精神灌输到基层，在教内外纠正同宗教作斗争的心态，明确管理对象，提高管理水平，取得团结广大教徒群众、孤立反动分子的实效，使我国的宗教工作越来越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以上片面处请指正。丁光训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于北京

参考信息：

《以巴弗自传》https://wp.me/paVtQE-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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